中國作家協(xié)會主管

普飛先生離開我們了。從獲知他去世的消息至今，我一直處于不安和哀思之中。普飛是云南作家中的一棵常青樹，往往在我們不知不覺之間，突然拿出一部令人驚喜的新作。他個性樸實、耿直、善良、堅韌。

普飛于1934年出生于峨山縣萬和村，從曾祖父那一代開始，他的家族就以打鐵為生。普飛的父親普學義在祖輩的基礎上，把鐵匠的身份延伸了一點，不僅能打制鐵質農具，還能制造獵槍，甚至可以修理各式手槍和步槍，從而在當地贏得了“槍匠”之稱。因為這個緣故，父親從小就教育普飛不能只會盤田種田，還要學會扛槍打仗。在普飛7歲的時候，父親就讓他學習如何填充火藥，如何點燃“鐵炮”，普飛從父親那里學會了點炮和打槍。雖然從祖父到父親都如此勇敢和能干，但他家世世代代都是文盲。一直到普飛這一代，才進小學讀書。他當時不會說一句漢話。他對課本上的語句，只記住了讀音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等到學習下一課時，他又把之前記住的讀音全部忘記了。但他終于堅持下來，逐漸愛上了漢語。

普飛的第一篇文章《汽車來了的時候》，寫的是他在普洱縣椎栗河村遇到的一件真事。新修的公路要從一戶農民的包谷地里經過，指揮部的同志對女主人說，當汽車開到這里的時候，你們的幸福生活就開始了。女主人似乎不明白這個道理，總是坐在她的地里，流著眼淚，請求民工們不要挖壞了她的土地。那種情景深深撼動了普飛，他如實地記述下來，把它投到重慶的《西南文藝》雜志社。就在他苦盼著雜志社能否發(fā)表他的文章時，他把祖上傳下來打鐵和修槍的全部“家當”，拿去廢物收購站交了，得到20元錢。他用這筆錢買回了《紅樓夢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契訶夫小說選》《莫泊桑短篇小說選》《新華字典》等一大堆好書。這些書籍，讓他的每一個日子都變成了文學盛宴，也讓他琢磨出了文學創(chuàng)作的一些秘密。不久之后，普飛收到了《西南文藝》雜志社的回復，認為他的文章很有教育意義，但寫得太簡單了，需要修改后再寄回去。他立即著手修改，加進了很多真實的情節(jié)。雜志社收到他的修改稿之后，認為文章不必寫得那么繁雜冗長，干脆就退稿了。普飛沒有氣餒，緊接著他又根據萬和村的一個真實故事，寫了短篇小說《孟元才入社》，生動講述了一位老農民加入農業(yè)生產合作社的“痛苦”經歷。他把這篇小說認認真真謄寫出來，寄往昆明，參加全省農村互助合作社和工廠技術革新文藝征文活動。后來這篇小說獲獎了，獎金30元。這時，他又寫了一篇以筑路為題材的小說《紅旗》，投給《紅巖》雜志。同時拿出舊稿《汽車來了的時候》進行一番修改，并改標題為《我的舅母》，投給了剛剛創(chuàng)刊的《邊疆文藝》。不久之后，《邊疆文藝》發(fā)表了這篇小說，匯來30元稿費。接著《紅巖》在1956年第8期又發(fā)表了他的《紅旗》，收到稿費118元。那簡直就是一筆巨款，因為當時一頭牛也不過25元至30元。普飛一篇小說的稿費可以買幾頭牛了。

在萬和村，普飛經過峨山縣人民醫(yī)院的培訓，又獲得了一個身份——鄉(xiāng)村醫(yī)生，每天拿著聽診器，背著小藥箱，外出為村民治病。有一次，他聽到一位美麗的彝族小媳婦，因為難產折磨了20多個小時，等他趕到產婦家時，只見產婦床下是滿滿一盆鮮血，而產婦在床上的情景，讓他想起了剖牛的恐怖場面。他用聽診器為產婦測聽心臟的跳動，又摸了一下她的脈博，發(fā)現人已經死了。她丈夫深情地走到她的床前，在她蒼白的額頭上長久地吻了一下。這一吻讓他震撼，這絕對是一個悲劇，因為產婦的家離縣醫(yī)院并不遠，而且也有足夠的時間把產婦送到醫(yī)院救治。但因為愚昧無知，錯過了最佳時機，讓兩條生命就這樣消失了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普飛又做出了人生的另一重大決定，辭去了鄉(xiāng)村醫(yī)生的工作，棄醫(yī)學文，一邊盤田種地，一邊專心寫作。

普飛的文學創(chuàng)作很快引起了外界的關注。他應邀到昆明參加文藝座談會，結識了很多作家朋友。那時候的普飛的確很“土”。在會議期間，他鬧出了很多“笑話”，他不知道飯桌上的海帶究竟是植物還是動物，他把黃花菜視為稻草，吃過中餐之后就以為吃了晚餐了。在那樣的場合，他作為一個少數民族作者，受到了高度關注。有的人的眼光很好奇，似乎要從他身上探尋到彝族的什么秘密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普飛已經能總結出他的創(chuàng)作經驗，他認為“一個人如果看不見自己，就會覺得沒有題材可寫；如果看見自己了，就會想起許多事情，就有題材可寫了”。他的代表作《門板》在1958年8月號的《邊疆文藝》發(fā)表之后，引起了茅盾的關注和好評。這件事在云南乃至中國文壇產生了較大的反響，普飛一舉成名，全國的許多報刊和出版社紛紛向他約稿。在1958年至1959年之間，云南人民出版社、重慶人民出版社分別為普飛出版了小說散文集《婦女隊長》和《重趕峨山街》。從此，普飛像一只山鷹，在中國文壇的天空里飛翔，又像一條神魚，在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游來游去。大量的作品先后在《人民文學》《解放軍文藝》《民族文學》《作家》《小說界》《少年文藝》《文學報》發(fā)表。先后出版了《打豪豬》《獵村的孩子》《對象》《愛聽音樂的小野兔》《迷人的火把節(jié)》《飄去的云》《藍寶石少女》《約克的故事》和《筆桿兒童話》等專著。即使到了晚年，他依然筆耕不輟。74歲的時候，寫作并出版了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力作《紅腰帶》。84歲的時候，又出版了兒童長篇小說《靈魂鳥》。

現在看來，普飛應該是他那一代云南作家中發(fā)表作品頻率最高的幾位作家之一。我們從他的作品里讀出了一種濃重的“土”味，它是屬于普飛獨有的文學風味，是從萬和村那個30多戶人家的小地方自然生長出來的，正如他說話的嗓音一樣，在任何場合下都不會混淆。他使用的動詞和名詞，很多直接來源于彝民的口中，直白而笨拙，爽朗而恰切。普飛的作品雖然很“土”，但每一個細節(jié)都那么扎實，文字樸實，拙中見靈，且充滿著詩意和生命的幽默感。這正是普飛的生活底色，更是他生命的本色，他最迷人的一面也就表現在這里。

一直以來，文學界都喜歡從“農民”和“彝族”兩個視角，解讀普飛的身世及作品。這未免有點簡單化和符號化，客觀上遮掩了普飛的真實生活及作品的美學價值。其實，普飛的大量作品，無論是早期的散文小說，還是青壯年時期至晚年的兒童文學創(chuàng)作，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一個民族的生存經驗、意志和復興之夢，這是他在文學寫作上的自覺行動和畢生的理想追求。

如今，普飛已離我們而去，走上了他曾經為我們描繪的一條彩虹路。從今往后，峨山街上再無普飛的身影，天堂卻多了一位童話老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