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正民：如何對待兩種批評傳統(tǒng)

　　我首先對前面的討論做一點兒回應。既然是討論，還是有一點交鋒、交流比較好。我對前面說到的兩個問題感到有同感。一個是對“閩派批評”的理解；一個是說到“閩派批評”要超越，就像南帆講的，不單要根植于福建的土壤，還要超越這個土壤�！伴}派批評”究竟要怎么超越，走向全國，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。我想到莫言的碩士論文，叫《超越故鄉(xiāng)》，童慶炳是指導指導老師，我是答辯委員會主席。他同樣也提到超越的問題，一方面他要植根于他的童年經(jīng)驗，同時又要超越這種經(jīng)驗，走向世界，要體現(xiàn)一些普遍的價值觀念，用他的話說，就是取得世界文明的通行證。我們“閩派”也應該植根于福建文化，同時我們要超越。我們閩派的問題應該是全國性、普遍性的問題。

　　第二個問題就是文化建構問題。我覺得閩派的批評與閩派的文化不可分隔，不能孤立地討論閩派的批評，要把閩派的批評跟閩人的文化性格結合起來。比如閩派的創(chuàng)作、藝術、哲學，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。

　　這是我對之前討論的問題的一點回應。接下來我要講的問題，可能和剛剛講的問題有一些關聯(lián)，也不完全一樣。我們普遍都強調批評要貼近時代，要有一種社會擔當，這個我認為是非常對的。但是我覺得大家忽視了一點兒，就是說批評本身應該有魅力。有韻味的批評，應當重視對文學形式的分析、研究。過去我們習慣于把批評分成兩張皮，一張是內容，一張是形式。形式和內容，結構和歷史，內部和外部，始終是存在糾結、矛盾。如果沒有把它們統(tǒng)一起來，這種批評就顯得沒有內涵。

　　我現(xiàn)在正在進行一項有關二十世紀俄羅斯詩學流派的研究，就在琢磨一個問題：社會歷史批評與形式主義批評的歷史關系？按照以往的說法，俄國社會歷史批評的傳統(tǒng)是從別林斯基開始的，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。沙俄作為專制國家，老百姓有話沒地方說，因此強調文學的社會屬性，強調文學的政論性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到了十月革命以后，這種情況起了變化。一方面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批判接續(xù)了社會歷史批評的傳統(tǒng)，另一方面，形式主義批評開始出現(xiàn)了。形式主義對社會歷史批評不滿，認為過分強調社會歷史問題，而不強調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，必須加以糾正。從那以后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，往往被理解為教條主義、庸俗社會學。實際情況不完全是這樣。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還是有很大發(fā)展，有很多精彩的東西在里面。當然它也存在一種毛病，容易滑向庸俗社會學這一邊，把文學跟政治、經(jīng)濟等同起來。

　　形式主義批評和社會歷史批評都出現(xiàn)了各自的問題。后來有一大批的批評家、理論家進行了艱難的探索，試圖把內容和形式、結構和歷史、內部和外部融合在一塊。他們從形式切入，再進一步進行社會歷史分析，把兩者融合起來。

　　大家可能都看過俄國心理學家維戈茨基寫的《藝術心理學》。這本書的作者認為，分析作品應該從形式開始，形式開始的地方就是作品開始的地方。其中最精彩的例子就是分析諾貝爾獎獲得者蒲寧的《輕輕的呼吸》。我要再講的一個人是巴赫金。他應該是一個集大成者。他提出了內在社會性的問題，就是從作品的結構、語言和形式去發(fā)現(xiàn)作品的內容。這種思路對我們是有啟發(fā)的。國內很多從事研究、批評的人在走這條路，比如陳平原的博士論文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》，不是先講五四時代的社會歷史環(huán)境，再講小說的特點，而是先從小說的特點切入，概括出那個時期的小說有什么特點，有什么變化，再分析小說形式變化的原因，再聯(lián)系那個時代的文化語境。這個思路我覺得應該對我們的批評和研究應該有所啟發(fā)。

（程正民　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導)